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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陣子在看《SPY x FAMILY》，在故事裡有一段情節是黃昏在回想他成為情報員前的生命歷程，當黃昏在戰爭的仇恨狂熱中無法自拔時，他遇上了後來友人—弗朗基。而兩人初見面的過程中，出現了一段很有趣的對話。在對話裡，透露了弗朗基(或是作者遠藤達哉)對戰爭的一種理解，而這種理解我認為非常有討論價值。

弗朗基提出了一觀點，曾經有一個實驗，實驗團隊分別給一群受測者觀看一部存在暴力行為的影片，而在這一群受測者裡普遍會存在對暴力行為的回避、恐懼的情緒；相反，實驗團隊另外給另一群受測者觀看一部存在暴力行為，但補上「被施暴者其實有外遇行為」這個被施暴的理由，那受測者裡對對暴力行為的回避、恐懼的情緒會大幅下降，還會出現喜悅的情緒。所以人似乎有回避暴力行為的天性，但為何人類仍然不停地陷入了戰爭的泥濘呢？弗朗基給出了一個簡單易明的道理—「人們被政治家欺騙了」，照他的原話是「高層為了滿足自己的需求，逼自己的人民相互憎恨，使我們自相殘殺、失去性命，簡直是全世界最沒意義的事情」。

這個故事和論述可以被認為是一種非常經典且常見對戰爭的詮釋，位在高位的政治家、軍火商為了個人利益，煽動戰爭。然而，真是如此嗎？我認為這理論存在一個巨大的缺失，那便是責任歸屬問題。另外補充一下，《SPY x FAMILY》只是一個娛樂產品，我們也不應該期待在一個娛樂產品裡要求一本哲學、歷史學經典一樣，對戰爭等人類行為有同等高度水平的觀察，單純只是我認為這是聊聊的話題而已。

的確，隨着俄烏戰爭的爆發，現代國家之間的戰爭重新進入了主流社會的眼裡，而弗朗基說的故事非常解氣，用了一個看似很有啟發性的實驗結果解構了人類的行為的基本模式—也就是「人類天性善良，但容易被騙」，然後指出了一明確的敵人—即「高層」是導致一切的元兇。先是用如同啟蒙一樣的新資訊來定義邊界，再來是明確的敵人，用了非常簡單的言語來解釋了戰爭行為，還保住了聽者的「清白」，是一段非常有說服力的論述，除了弗朗基外，這種「高層是戰爭背後陰謀推動者」的理論在一般的輿論場上也的確大為流行，什麼深層政府、什麼軍工複合體都是這種理論的變體。但是，這種理論的最大問題在於，它其實本質上在倡導一種「人民無罪論」，然而這種「人民無罪論」反而是戰爭的最大助力。

首先，要阻止一個行為再發生，明確界定責任人是一個基礎的理念，在任何組織、公司裡都會如此，這也是為什麼像醫療機構、會計事務所、律師行等經營實體在不少地區都不能以「有限責任」的獨立法人來營運，而必需要以獨資、合資等的組織型態，就在於這些行業如果出現錯誤和紛爭都會非常嚴重，必需要有明確的責任人來負擔風險。除此之外，政府如果因為出現錯誤政策而導致了嚴重後果後必須有相關部會首長離職，這種責任政治的常態和慣例也是為了「責任明確」這個基本理念。

但是「高層利用暪騙戰爭」這句話的「高層」是什麼？地方性公務員、地方性代議士算高層嗎？中央層級的公務員、代議士算高層嗎？行政權的高階政務官算是高層嗎？還是國家的最高決策者、元首才是「高層」？但問題是最高決策者、元首也必然會服務於其他層級，如果是選舉制國家那選民、投入資金的企業家才是再高一個層級的「高層」？如果是非選舉制國家，那可能一些體制內掮客、其他持有權力的政治派系又是再高一個層級的「高層」。而對陰謀論愛好者而言，那影子政府可能才是再高一個層級的「高層」。可以說「高層」真的是一個高度抽象的詞彙，你幾乎無法透過「高層」這個詞彙去鎖定一個明確的對象。

但如果要負責的是抽象概念的話，那不就等同於沒人要負責嗎，所有人都是戰爭的「有限責任法人」？那這種主張本質上就只是在把真正的要負上責任的個體或群體，把其責任推卸到「高層」這個抽象概念上，那誰還要對仇恨、戰爭感到保守？如果要真正地避免戰爭，就必須要有人或明確的群體成為這個「無限責任法人」，而我認為這對象的答案非常明確必然是—「人民」本身。回到弗朗基提出的實驗上，這實驗證明了一個簡單的道理，便是「人會因為理由而合理化暴力」，那人們如果只要加上「被打的人曾經外遇」就能合理化暴力，作為被煽動的個體不是應該要有對「被打的人曾經外遇」是否為真的查證義務？如果只是單純的實驗與感受的話當然沒有查證的必要，畢竟這成本和價值不成比例，但如果是有關於無數性命的戰爭呢？仍然沒有查證義務的話，那對於我們這些「人民」而言，還真是容易，只要說一句「我們被高層瞞騙了」一切義務和責任都被外包了。而這不才是戰爭不永不停止的原因嗎？接受煽動、對戰爭沉默也是一種選擇，而選擇是會有後果和負任隨之而來的。

歷史上就無數的例子證明着，如果我們這些「人民」能哪怕多負責一點，戰爭都未必會到來。例如二戰前夕，大日本帝國的侵略行為其根本並非軍部導致的， 如果不是因為五一五事件裡人民對皇道派的放縱， 如果不是因為五一五事件裡人民對司法的無理干涉， 如果每個人都有做好自己的本份去克己和保持知性，那後來軍部的勢力根本也不會如此強大。還有像是現在俄國，都有上百萬人為了一場無聊的戰爭犧牲，也只有莫斯科或類似等級的城市有過零星反抗， 如果全體俄國人都負上責任去檢討、監督和限制國家權力，或是在普京上台時俄國人能理解和擁抱現代性，而非無用的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情緒，最終導致新生的俄羅斯聯邦滑向國家主義和威權主義， 結果也不會變成這樣，上百萬俄國人在戰場上死亡；在戰場上殺死最多俄國人的不是烏克蘭人，而是俄國人自己。無論是德國二戰前的擴張主義民粹，中國侵台的民族主義民粹都是如此，真正在推動戰爭，真正在把人們到槍管前的，永遠都是那些「責任不在我」「人民是無辜」的老百姓。

要知道的是在人類的文明史裡，從古代如周朝、歐洲的中世紀的貴族戰爭，隨着公民權普及和國家能力的強化，其實軍事組織一直都是持續向着平民化前進，由一部分「貴族」去決定一個國家戰爭意願的時代早已經過去了，公務員群體由平民組成、軍人由平民組成、很多國家的統治階級也是由平民組成和選舉、財政來源也由平民組成的稅基為主。即使哪怕是像中國這樣國家能力非常巨大的現代全能型政府也好，如果全體或大多數居民都對戰爭有高度忌憚，如果全體或大多數居民都嘗試去理性面對戰爭所帶來恐怖後果，那根本就不存在對台發戰爭的可能性。

只不過，我這裡必須強調的是，本文語境中的「責任」並非法律和倫理意義上的責任清算，而是一種類似於原罪論的自我道德感召，一種「如果我也是人群的一部分，那我就不能假裝自己完全置身事外」的自覺。我並不認同一個國家如果發動過戰爭就代表其一般國民也要為其暴行負上後果，尤其是某部分國家主義者要求全體日本人為二戰日本戰爭行為負責，甚至用來合理化暴力行為。我在過去的文章也有提及過，我雖然並非基督徒，但因為從小到大在基督教和天主教學校長大，而受基督教道德裡的原罪論影響很深。在基督教道德裡，所有人都只不過是罪人，每個人都在生命中多多少少犯下不同程度的罪，為自保而對實施暴行的權力者沉默、因為維持生活開支而無視比你更貧困者的需要，這些都是罪，如果有罪就能合理化暴力行為，那全世界的暴力行為都是合理的，那社會的運轉就會變得不可能，如果要用比較學術的說法，便是會違背康德義務論裡所說的普遍原則。而我認為原罪論最迷人的地方就在於其既壓抑又正面的思考模式，它拒絕讓人停留在道德優越、舒適的位置，的確每個人都有其原罪，但也正因如此我們才需要努力去實行克己、謙遜等等的美德，那人才會成長。這道理其實並不難懂：因為認識到自己的無知，才會有學習的動力；因為認識到自己的憤怒如何傷害別人，才會有嘗試去平息的動力，意識到自己的「責任」才是行動的最大前提。對一般人而言，聽到「這是你的責任」時的第一反應通常都會是否認和切割，但不也正因為意識到自己有其責任，才會有為了避免再次發生而行動的動力嗎？其實我所想表達的也就只是一個簡單道理—也就是《無盡華爾滋》裡Relena所說的「和平不是別人賜給你的，我們要為保護和平而戰。」，但重要的是當Relena說這句話時，她動員的並不是士兵、不是政客，而是一個又一個「人」，沒有武器—沒有MS—沒有巨大政治權力—最常見—最平凡的「人」。所以所謂的「為和平而戰」從來都不單只是被侵略國的自我武裝，更關鍵在於侵略國以及第三方國家的平民也要為爭取和平而發聲、行動、承擔風險。

我認為戰爭從來就不是源自於高層，也不只是高層，在現實中人民主導輿論，應和情緒，其餘的人民為了自保而默許，結果真爆發戰爭卻把責任推到了「高層」上， 而人民最終仍然是那個不能被檢討的「美好神話」。但是如果人民沒有責任，如此就沒有把「能做的事」化為「該做的事」的動力和義務。回現實層面，如果哪一天台海真爆發了軍事衝突，儘管我並不希望也不認為會真的發生，但這可以說是全東亞最接近的一場可能的戰爭了，我並不認為我作為香港人，以及很不情願但的確算是作為一部分的中國人能夠袖手旁觀的。每場現代化戰爭，都有一群不願思考的群眾。每個暴行，都有選擇不看的數百萬雙眼睛。 每個暴君，都是人民養出來的投影，而面對現實、保持知性、必要時表達，這才是我們作為「人民」這個明確實體的一部分，能為「避免相互殘殺」這個目的能做出一點的供獻。